基于产业集群的视角的总部经济分析

　　一 引言

　　近几年来，国内知名企业向中心城市迁都蔚然成风，如远大从长沙迁都到北京，杉杉和均瑶分别从宁波、温州迁至上海，吉利总部从台州搬到杭州，等等。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国际经济地位的进一步提升，跨国公司，如通用汽车、西门子、花旗银行、 柯达、强生、拜耳、 欧莱雅等纷纷在我国设立各类性质的总部，如地区总部、研发中心、投资总部。与此同时，北京、上海、深圳、天津、武汉、重庆等国内诸多城市纷纷宣布总部经济发展战略，北京、上海甚至将发展总部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可见对总部经济战略的重视。

　　赵弘（ 2004 ）认为，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通过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吸引外埠企业和跨国公司总部入驻，而将生产基地留在原址或安排在成本较低，资源丰富的周边地区和外地，从而形成合理有序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分工，有效利用当地资本、资源、信息、人才、技术等企业发展要素，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提高区域经济竞争能力的一种新经济形式。在总部经济中 , 关键对象是企业总部。事实上，企业总部的概念比赵弘的定义要丰富。从区域来看，总部包括跨国公司总部和以国内市场为经营对象的企业总部；从级别来看，总部包括集团总部和子分公司总部；从职能关系来看，总部包括总公司总部和运营中心、研发中心、工艺中心、结算中心、分销中心以及采购中心等职能总部。

　　二 产业集群与总部经济

　　（一）产业集群的性质

　　对产业集群的认识起源于100多年前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他通过对工业组织的研究，表明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导致产业集聚现象。

　　他曾把经济规模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产业发展的规模，这和专业的地区性集中有很大关系；第二类则取决于从事工业的单个企业和资源、它们的组织以及管理的效率。他把第一类的经济规模称为外部规模经济，把第二类的经济规模称为内部规模经济。马歇尔发现了外部规模经济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产业集群 (industrial cluster) 是因为外部规模经济所致。迈克 · E · 波特 (1985) 认为 ， 产业集群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集合。产业集群包括一批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产业和其他实体。产业集群经常向下延伸至销售渠道和客户，并侧面扩展到辅助性产品的制造商，以及与技能技术或投入相关的产业公司。产业集群还包括提供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政府和其他机构。

　　由于产业集群能创造巨大的市场竞争力,因而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迈克·波特认为，当产业集群形成时，一个国家或地区无论在最终产品、生产设备、上游供应及售后服务等方面都会有国际竞争力。

　　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多方面，综合克鲁格曼（1990）、迈克·波特（1985）、 Bell ， M., Albu,M (1999)等人的观点，主要来源于通过产业集群形成所产生的地理集中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专业化分工网络(灵活专业化)、创新网络、知识与技术的溢出效应、声誉等。

　　（二）总部经济的产业集群属性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美国硅谷的IT业、意大利 蒙斯马诺鞋业集群、我国浙江的众多小商品产业集群，还是理论界对产业集群的定义，都是基于行业的角度，即通过某一行业及相关行业的企业积聚在一起而形成，这是大家对产业集群的普遍认识。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无疆界世界（ Bordless World ）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无疆界世界的概念是由美籍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 Kenichi Ohmae,1989 ）提出的，是指跨国公司在全球战略方面，不再局限于疆界，总部不一定要设在自己的国家，而且生产、营销、研发也可以战略性分布在全球各地。例如，收购 IBM 电脑业务的联想集团将其全球总部设立于美国纽约州 Armonk ，北京是其中国总部，而生产基地将逐步移入中国。由此可见，职能机构的区域分离并在全球寻求最佳资源配置将日益普遍，特定区域以其综合资源优势有可能成为组织职能机构的总部聚集地，例如美国硅谷已成为全球信息技术的研发中心，印度班加罗尔已成为全球软件的研发中心，香港和新加坡是跨国公司亚太地区的总部。这些总部的聚集和产业集群一样具有相似的属性，我们将其定义为广义上的产业集群：通过相同及相关的企业、或者组织职能部门（如行政、研发、营销）的地理集中性，从而带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创新网络、知识溢出等好处的多个组织的集合体。而作为新意义上的 产业集群，总部集群的正外部性能给企业和当地带来竞争优势，而且由于企业总部是组织形态的高端部分，总部集群给企业和所在地带来的影响要深刻得多。

　　总部经济以企业总部聚集为前提。事实上，无论是国内外，企业总部聚集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2002 年，排名全球前 500 名的跨国公司总部有 59家选址纽约，同期在另外两大全球金融中心伦敦、东京的数量分别为37家、34家； 新加坡是东南亚乃至全球最为著名的总部聚集地之一，号称 “ 总部之都 ” ，有 6000 多 家跨国公司以区域总部形式在新加坡开展业务 , 仅中国就有超过 230 家企业在此投资，美国和欧洲投资的企业分别超过了 2000 家，日本企业 1800 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企业 800 家，印度企业 800 家。 截止 2005 年 6 月，逾 3800 家外国企业在港设立地区总部或办事处。 2004 年，商务部出台新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认定标准之后，已经有爱普生、佳能、奥姆龙、松下、索尼、爱立信、西门子等 7 家公司先后通过商务部的认定。具有跨国公司部分地区总部职能的投资性公司数量达到了 140 家。至 2004 年底，北京的外资研发中心已达 189 家；至 2005 年末，在上海落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投资性公司和外资研发中心分别达到 124 家、 130 家和 170 家。除了跨国公司外，上海、北京也是国内大企业总部最密集的城市，从全国各地迁都到这两大城市的企业日渐增多。有关部门公布的中国 500 强的大公司中，其中 101 家总部在北京，最大的 12 家金融企业有 11 家总部都在北京。上海目前已有 300 多家上市公司总部， 8 家中央企业总部和 100 多家中央企业地区总部、重要生产基地或营运部门，以及 31 家 “ 民营企业 500 强 ” 企业总部。  

　　三 总部经济形成的动因

　　由于企业规模扩大后，对金融、高级人才等资源要素的需求更为迫切，而当地这类资源贫乏，从而产生了总部迁移的动力。当今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企业总部和生产基地空间隔离的运营成本大大降低，总部迁移成为可能和必然。当在中心城市的总部集聚到一定程度时，导致 集群效应，总部经济由此而形成。总部经济将带来几大好处：一是业务关系企业交流的便利性所带来的交易成本降低；二是吸引高端服务业落户而改善企业总部自身的商务环境；三是总部集群的声誉效应而吸引更多的资源要素 , 如金融、高级人才等。

　　（一） 地区资源要素不同，为总部设立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具备了基础

　　根据早期亚当 · 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由于资源要素不同，导致产品在国家之间的绝对成本差异，一国进口某产品是因为该国的成本水平处于绝对劣势，生产不如进口划算，而出口是因为该国有绝对成本优势。而李嘉图则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即使由于资源要素不同，某国在所有产品生产上，同他国相比都处于劣势，该国仍可选择劣势相对较小的产品来生产，并与他国进行交易，并从中获取收益。优势理论可以解释不同区域间为何存在贸易，并指导一国或地区的产业选择。但是，无论是绝对优势理论还是比较优势理论都是以生产企业的不可空间分离为假设前提，而实际上，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价值链环节是可以空间分离的，现代企业在甲地决策、乙地研发、丙地生产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在不同地区，由于资源要素不同，价值链上活动的成本是相差很大的。在中小城市， 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需要的土地、能源、材料以及普通产业工人成本较低，在大城市则较高，而对战略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资讯、金融、高级人才等要素在中小城市很难获取，在大城市则要容易得多。例如，杉杉集团原来在宁波市时，银行贷款额度只有800万人民币，而总部搬迁至上海后，贷款额度升至3000万美元。正是由于不同地区获取资源要素的难易不同，导致我国近几年大型企业向中心城市的总部迁都蔚然成风。

　　（二）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企业总部和具体经营部门的区域分离提供了有力保证

　　当今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企业生产了深刻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运用，从组织结构来看，使组织朝扁平化、虚拟化、网络化方向发展，从而使组织更加灵活化，促进企业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等资源的互补和融合，有利于合作性工作的开展和增强企业活力，提高对客户和市场环境变化的弹性，以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动态发展要求。信息技术的应用，使组织结构的空间分离成为可能。一个企业处于价值链不同部分的部门设立于各个区域，利用当地的有利资源要素，借助于方便、快捷的信息系统，所创造的整体价值要大于组织只分布于一个地方的价值。例如可以将生产基地设立在靠近原材料、具有便宜的土地与劳动力的地方，将企业的行政总部设立于中心城市，研发中心设立于人才丰富的地方。如果没有现代信息技术，分布于不同区域的部门间的工作交流成本之高可能使企业没法运行，但通过相应的信息技术，工作交流将不再成为障碍。例如，通过经理信息系统（EIS）,摩托罗拉地处世界各地的管理人员和项目分析人员可以快速而便捷地从他们的工作电脑中了解某种产品研发、生产、顾客购买的情况；在规模庞大的数据库基础上利用经济信息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DSS），沃尔玛公司总部高层人员可以随时查看任一超市的任一货品的销售状态，从而为经营决策带来便利。

　　（三）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产生了各类企业中心

　　为了在战略上把握公司的发展方向，及时向子分公司提供资源要素，同时进行有效的管控，以实现集团的价值最大化， 集团公司总部应用而生 。 随着经济全 球化的发展，在全球开展企业经营活动的跨国公司，始终面临着企业经营 “ 全球化 ” 与 “ 本地化 ” 的矛盾。一方面企业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客户群、供应商、人才，导致企业的全球化；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必须考虑国别市场的差异性、特殊性，积极采取本地化战略。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矛盾，促使跨国公司必须创造出新的经营管理方式，找到二者之间的结合点 —— 地区总部制度便应运而生了。 例如国际电力设备业巨头ABB公司年销售超过300亿美元，分为8大事业部，在10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全球雇佣了21万多员工，公司按业务和国别采用矩阵式的组织模式。 众多跨国公司在我国北京、上海设立中国区或亚太区总部就是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当企业规模达到一定层次时，企业的职能分工日益细化，并且在很大程度相互独立，而这些相应的职能组织（如研发、采购、运营等）本身就形成庞大的组织，它们同样面临着优化资源配置的问题，如将研发中心放在人才聚集的地方、将采购中心设立于零配件企业群集的地方。例如，在美国，众多研发机构分布在大学和联邦实验室附近，普林斯顿大学聚集的主要是医药和化学公司的研发机构，北卡罗纳州周围主要是生物产业的研发机构（ Dalton , Serapio, 1999 ）。这样，便产生了职能性总部（研发、销售、采购、运营、结算中心等）。众多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我国研究型人才的 “价廉物美” ( 薛澜等， 2002)

　　（四）由于总部集群效应，从而产生总部经济

　　所谓总部集群效应是指集聚一定数量企业总部的城市将会吸引人才、金融、高端服务业等资源要素，从而改善企业总部的商务环境，加上总部企业之间可能存在的业务关系，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总部落户，而更大规模的总部集群又会吸引更多的资源要素，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事实上，任何产业集群都存在集群效应，而这正是产业集群的魅力所在。当某区域的产业形成一定规模时，由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吸引类似企业加入，从而使该产业集群规模更大、竞争力更强。很显然，一家位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电脑配件企业很难与位于广东东莞的同类企业竞争，同样原因使江苏苏锡常地区成为世界级的信息产业制造基地。

　　国内外总部 扎堆现象非常普遍。以纽约为例，纽约 曼哈顿CBD主要分布在该区内曼哈顿岛上的老城(Downtown)及中城。其中老城长仅1.54公里、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的华尔街——CBD的金融区，就集中了几十家大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以及上百家大公司总部,成为世界上总部密度最高的地区。随着上海在我国经济中心地位的日渐巩固，也正出现这种态势。 2002 年 9 月 30 日， 8 家外国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得到确认； 2003 年 6 月 27 日， 7 家外国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得到确认，累计 32 家； 2004 年 6 月 17 日，上海已经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 69 家。在 一次全国性的企业家调查中，虽然有超过半数的企业表示目前无意 " 迁都 " ，但如果 " 迁都 "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示，上海必然是他们的首选之地。

 　　四 总部经济的核心影响因素

　　产业集群存在着影响其形成、发展壮大的核心因素，而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的核心要素是不同的。传统的农业集群、工业集群的核心要素是土地、自然资源、一般劳动力资源、生产管理，高新技术集群的核心要素为知识性劳动力资源、核心技术、知识与信息、管理。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也存在相应的核心影响因素。

　　在一次杭州召开的企业战略研讨会上，我们发放了 117 份问卷，征询企业界人士对总部落户的地域要素的看法。由于总部搬迁通常是规模较大的企业，而搬迁与否的决定者应是企业高层。因而我们选择年销售额在 1 亿元以上，填卷者职位在副总经理以上者，得到有效问卷 38 份（见下表 ）。 企业所处行业有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公共设施管理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等，以民营企业为主，均在浙江省内。从表中可看出，总部经济的核心影响因素为人才优势、金融环境、政府办事效率与法规、市场辐射力。

“如果贵公司总部搬迁 , 您认为对落户城市最主要的考虑因素有哪些？”

　　（一）人才优势

　　通用电气公司（ GE ）前 CEO 杰克 · 韦尔奇也曾说：“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寄希望于我们挑选的人才，而我的工作就是挑选合适的人才。”人才始终是企业发展动力之根本，尤其是企业总部，对高端人才的需要更为迫切。纽约能成为世界级的总部中心，是与总部的人才优势分不开的。 纽约的市民文化素质很高，平均每4个市区居民中有一个具有4年大学学士学位。1997年，该市所有高等院校招生入校学生37万人。在这里，移民汇聚、人才聚集。 东京是日本文化中心，共有各类大学 190 多所，占全国大学的 49 ％。著名的有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立教大学、明治大学、法政大学等。在我国，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巨大的地域经济差异，使高级人才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造成小地方的企业获取人才往往是有价无市。为了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只好将总部搬迁至大城市。上海 均瑶集团负责人认为公司这几年在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原有人才根本不能适用要求，只有上海市场才能找到。

　　（二）金融环境

　　当今几乎没有一个大型企业是完全依靠内部力量发展壮大的。 全球最大汽车企业通用汽车的发展史，正是一部企业在不断兼并重组中发展并同时促使某些汽车品牌不断壮大的历史。最早使用 “ 通用汽车 ” 名称的汽车公司是杜兰特 1908 年成立的通用汽车公司，在此后近百年的发展中，通用汽车先后收购了奥兹莫比尔、庞蒂亚克、凯迪拉克和雪佛兰等汽车品牌。现实证明，只有 借助于资本运作，才能为当今世界企业的实力壮大提供保证，而这在中心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 纽约，除有美国和其他主要国家的380家银行外，美国10大银行中的4大银行总部设于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世界上最大10家保险公司中的9家、美国10家最大生命保险公司中的4家公司的总部在纽约；纽约有全球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新加坡拥有健全的银行金融体系及强势的资金投资文化，能为企业提供财务支持。新加坡坐拥超过 500 家全球最大且优秀的金融机构，已成为全球第四大外汇交易中心，名列伦敦、纽约及东京之后。这里有超过 200 家全球基金管理公司和 150 名创业资本家。在我国，由于金融体系的不发达和地区差距，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金融环境往往有天壤之别，企业要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总部搬迁是不错的选择。例如浙江 康恩贝集团的总部迁入杭州后，企业两年内贷款 6000 多万，这在原地浙江兰溪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三）政府办事效率、法规

　　政府效率高，政府官员廉洁，企业的商务成本就低；反之，企业的商务成本就必然高。高效而廉洁的政府、公平而辅助的法规将有效地促进总部经济的发展，这对处于经济转型的我国尤为明显。新加坡政府在总部经济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加坡政府是总部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者，其高效行政和廉洁形象是增加跨国公司投资信任度和信心的重要砝码，为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入驻，发展总部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香港法律制度完善，商业运作透明度高，政府干预少，成为吸引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重要因素。北京、上海通过出台企业总部优惠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般来说，企业规模越大，越看重政府办事的规范性。在这一方面，我国大城市要优于中小城市，这也是国内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将总部搬迁的重要原因。

　　（四）市场辐射力

　　企业总部的设立地点确立、搬迁与否，从根本上讲是能否有利于企业的规模扩大。市场辐射力与企业发展是正相关的。新加坡位于亚太地区的中心，近可辐射东南亚，再向北直达东亚、中东，是欧美企业进军亚洲市场的桥头堡，也是亚洲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节点。上海均瑶集团高层认为，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是最好的发展平台，也是企业必争之地，这是任何城市都无法取代的，不到上海，就不能到达全国。雅戈尔原来和外商交往时，要花上好半天和人家解释宁波的地理位置，而总部搬到上海，再无需解释中国上海了，因为全世界都知道。

　　五 启示与运用

　　作为一种产业集群的表现形式，总部经济的发展应从产业集群的角度加以考虑。但是，总部集群毕竟是产业集群的一种高端形态，对一个城市的经济状况、人才、金融、基础设施要求较高，上述条件并非任何城市都具备。在我国，通常是省会以上城市才具备上述条件。发展总部经济虽然是市场行为，但当地政府如果行为得当，将会有重大的促进作用。一个政府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发展总部经济。第一，做好吸引的总部对象定位。并非我国每个城市都有能力吸引跨国公司或国内顶级企业总部，应根据自己的实力和条件吸引相应总部。如针对浙江民营企业发达，许多企业规模达到一定层次后，面临总部迁移的需求，因而杭州应将吸引浙江大中型民营企业总部作为重点。第二，做好政府角色定位。政府应着眼于一流的投资软环境，提供政府办事效率；通过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园区规划等公共投资建设以利于总部经济的形成；制定适当的企业总部优惠政策以加强对企业的吸引力。第三，加强人才吸引和培训工作。对高端人才进行提供户籍、住房方面的政策倾斜；提供企业人才培训的财政补贴；在某些行业作出特殊贡献的人才，应给他们必要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第四，提升金融环境。除了四大商业银行外，争取更多的股份制、外资银行设点；吸引证券成立分支机构。第五，完善人居环境。除了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绿化力度和治污管理；完善城市的体育、文化、娱乐环境。

　　徐金发（ 1946- ），男，浙江绍兴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集团公司、政府与企业关系；

　　江青虎（ 1974- ），男，江西上饶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组织网络、知识管理；

    张 宏（ 1978- ），女，辽宁丹东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组织网络、跨国公司。

(编辑：不详)